著名品牌与银行合作推展融资:亚洲快时尚生产供应链减碳的最佳方案?

过去,这些品牌一方面制定减碳目标,一方面却没有为供应方执行减碳方案提供资金。不过,如今一些像H&M的企业正与亚洲区域内的银行合作,推出贷款方案,以资助制衣厂的翻新。

Tailors working in a local garment factory in Bangladesh
Tailors working in a garment factory in Bangladesh. Singapore-based bank DBS and Swedish fashion retailer H&M Group have launched a "first-of-its-kind" green loan to fund the decarbonisation of its suppliers. Image: Marcel Crozet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via FlickrCC BY NC-ND 2.0. 

一波以欧盟领导的可持续发展相关法律改革正向时尚大品牌袭来。自欧盟委员会于2022年通过一项可持续及循环纺织品策略后,该组织已另提出16项相关法令,确保2030年前所有进口到欧盟国家的纺织品都更耐用、不含有害物质且主要由可回收材料制成。

因为这一系列的新法律,目前为欧盟国家供应其超过七成纺织品并希望维持业务的亚洲制造商更有理由采取减碳措施,改用低碳排放的设备与材料。然而,对于生产利润不高、融资方面有困难的制造商来说,推动大规模翻新并非当务之急。

在许多大型制衣厂落户的印度、孟加拉、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其工厂设备很多时候仍严重依赖煤炭发电,并且都还在使用像工业锅炉这样低效率的器材。尽管近年来世界最大的时尚品牌都雄心勃勃地制定更严谨并以科学为基础的气候目标,但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数据,时尚品牌的碳足迹平均有96%集中在价值链中的服装生产阶段。

对此,提倡可持续发展的各地公民组织都呼吁时尚大品牌在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之际,在经济上为制造商提供援助,而不要让制造商自己承担减碳相关的支出。据估计,目前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排放量2%至8%的整个时尚产业,要实现其2050年零净排放目标,须约1万亿美元。

例如,像荷兰的时尚创新平台Fashion For Good就迈出了第一步。这个以非营利模式运作的平台,通过不同的混合融资(blended finance)工具向同业和影响力投资者(impact investors)招募资金,以此支持服装制造商采纳新的低碳技术。

2019末成立的Good Fashion Fund这个全球首个专注推动时装业采用创新方案的投资基金,目前就已投资100万至500万美元,帮助提供纺织品给知名品牌的服装供应商翻新他们的工厂。这可包括资助它们安装更节能的纺纱或织品处理设备以及太阳能板。

推出这些计划的用意是要向金融机构提供示范,说服它们投资规模较小的服装制造商也可有回报收益。去年11月,快时尚品牌H&M就首开先例,与东南亚最大银行星展银行(DBS)合作推出专针对服装制造业供应链减碳的绿色贷款方案。

供应总部在瑞典的H&M的制衣厂主要都在中国和孟加拉。星展集团企业银行业务主管陈淑珊指出,H&M此次希望通过星展在亚洲的广大融资网络,为工厂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供应商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脱碳。

而与传统的银行融资方案不同,在新的计划下,星展集团将可为供应H&M的制衣厂直接提供“极具优惠条件”的资金,制衣厂也可获熟悉可持续发展业务运作的美国顾问Guidehouse的技术援助,Guidehouse将指导制衣厂哪些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措施受H&M认可。星展集团和H&M都不愿意透露贷款利率。

在H&M的绿色时尚计划(Green Fashion Initiative)下,第一笔融资交易去年完成,获贷款的印度制造公司Raj Woollen将款项用于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和能源效率更高的电机,并且也采纳了省水技术,以减少工厂碳排放量。

不只采摘“挂在低处的果实”

H&M普遍被视为快时尚的先驱,即该品牌的商业模式主张大规模生产成本低、生命周期短的流行服饰。作为全球第二大服装公司,它每年生产约30亿件服饰。

然而,过去几年,这家瑞典零售商一直在努力摆脱行业最大污染者之一的形象。它是全球最大时尚品牌中,少数已发表减碳承诺的企业。H&M计划在2030年前将供应链排放至少减半。

针对星展银行与H&M推出的新融资计划,主张牛仔服饰生产可持续作业的Transformers Foundation情报总监范德魏尔德(Kim van der Weerd)告诉Eco-Business,这或许是解决供应商一些资金障碍的关键,是“拼图中重要的一块”,尤其可为一些能在两年或更短时间内提供“快速”财务回报的减排项目提供资金。这些项目通常是能源效率投资,像是一些提高锅炉效率或回收生产热废物的项目。

不过,范德魏尔德指出,至于已经为这类项目找到融资方案的供应商来说,若他们希望投资以展开其它回报期较长或无回报的项目,就必须承担更多债务和风险。这因此带来另一层面的挑战。尽管市场上有融资方案,但如果项目不确定会有回报或会增加营运成本,如使用替代燃料的成本或高于化石燃料,一些供应商并不会接受融资。出于这些原因,除了确保有足够减碳资金之外,供应商还需要确定项目投资可以有更高的回报。 

全球可持续发展非营利组织“未来论坛”(Forum for the Future)高级可持续发展分析师沈凯伦(Karen Sim,音译)指出,贷款是否能够有效支持快时尚供应链减碳,将取决于“融资方案覆盖的活动或措施”。

星展银行发言人回应媒体询问时澄清,新的融资方案下,除了能源效率和可持续能源项目,贷款也可以用于其它减碳项目,而顾问公司Guidehouse将与供应商合作,协助开发和执行这些减碳项目。

所有的贷款结构也将根据银行的可持续和转型金融框架设计。该框架详细列出不同行业哪些经济活动可归类为可持续的绿色项目。

风险分布

金融智库Planet Tracker纺织品项目高级投资分析师维勒霍夫斯基(Richard Wielechowski)指出,这种合作融资工具是快时尚生产为减碳努力迈出的关键一步,而据他了解,这也是大品牌首次主导这类项目。

根据维勒霍夫斯基与团队针对纺织品供应链资金来源进行的分析,基于投资新兴市场涉及风险且交易规模可能较小,供应商在推行一些项目时,通常很难从国际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他们的研究显示,特别是对于供应链上游的供应商来说,获取融资非常具挑战。

维勒霍夫斯基指出,通过风险共担的商业交易类型,新的融资工具解决了供应商在获取减碳所需资本的许多障碍。不过,由于行业供应链高度分散,下游有许多规模较小的供应商,融资需求高,单靠商业贷款难以填补融资缺口。

他说:“像是只有两三人运营的的小厂房,我们真的要在其屋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吗?或许我们应该这么做,但同时负责运营的企业规模非常小的话,要达到可观的商业交易规模是实在的挑战。也因为这样,这时就需要慈善资金。”

此外,尽管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减少服装业供应链碳排放是必要的,但更宏观的问题仍然存在,即一个以大规模生产、消费和丢弃廉价服饰为商业模式的产业,真的可以是可持续的吗?

维勒霍夫斯基说:“如果时尚行业主张量产,而且还高度依赖用化石燃料推动生产纺织品,单是供应链减碳,并不能确保该行业能更可持续。”

目前,全球近一半的服饰使用的是石油的副产品聚酯纤维,快时尚产业也因这个纺织品的使用而快速崛起。维勒霍夫斯基指出,与循环利用值或较高的其它纤维比较,以化石燃料生产的纤维成本较低,而随着石油和天然气大公司从汽油和柴油生产转向石油生产,生产成本还会进一步下跌。

他说:“聚酯纤维下来的市场占有率只会更高。这是因为(基于气候变化),棉花生产方面也会受到限制。”

H&M方面,该品牌已承诺会在2030年前改用“可持续布料”(sustainable fabrics),但“可持续”的定义却非常模糊。在美国,H&M曾两次因涉嫌“漂绿”(greenwashing)而被起诉,控状指它在可持续营销上进行“虚假”和“误导性”宣传,以及夸大其“Conscious Choice”服装系列的环保功能,以吸引迅速扩大且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购买它的产品。不过,针对Conscious Choice的控状去年六月已被撤销。

 不均衡的责任分担才是“大问题”

Transformers Foundation去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时尚行业在追求以科学为基础的减碳目标时,须考虑项目可行性、公平性和融资问题,以避免供应商必须承担不成比例的减碳负担。

范德魏尔德指出,供应商大多对于时尚品牌不愿意与他们分享减碳成本,却又拒绝为排放较低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表达不满。

根据其研究,一些供应商分享说,时尚品牌很少对他们做出长期承诺,如果能找到成本更便宜的供应方,他们就会从其他地方采购。这使得供应商难以在向银行贷款时,出示未来订单以保证有能力偿还用于进行工厂升级的贷款。

报告指出,当前的气候行动策略采取及强化了一种“由上至下的的可持续发展方案”,而这“忽视了供应商的意见和经验”,让时尚行业的减碳工作一直受阻。“若要推展更有效的集体合作,就必须将谁应为减碳买单及供应链中谁的碳排放量最高脱钩处理。”

报告指出:“一家公司必须减的碳排放量或较高,以确保整个行业能实现共同气候目标,但这不意味着它必须自动承担减碳的所有成本。谁应贡献较多赢取决于融资能力,也必须考虑公平性、利润率和历史排放量等因素。”

仅仅因为一家公司需要深度减碳来实现我们的共同气候目标,并不意味着它们自动负责支付账单。”“贡献应该与支付能力挂钩,可以考虑公平性、利润率和历史排放量等因素。”

沈凯伦也同意说,价值链中气候行动责任分担的不均衡和不公平,是“急需解决的更大问题”。

她指出,当一些时尚品牌面临须设定和实现减碳目标的压力时,它们会依赖供应链减碳,希望供应商采取行动。供应商如果无法达到目标,品牌还会觉得他们缺乏行动力。

沈凯伦说:“若要有效减碳,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集体方案,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在气候行动必须平等承担责任。其中一个方法是创建安全空间,确保品牌和供应商都能发声,且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听取和受到尊重。这可促进一种更具合作性和公平性的工作方式,让这种沟通和协商方式成为主流。”

在2022年的第27届气候变化大会上,H&M宣布它将以2019年碳排放为基准,在2030年前,将范围1、2和3的排放量减少56%。与该行业的其他企业一样,范围3排放量(包括从布料生产到服装使用和最终处理的间接排放)占H&M总排放量的几乎全部。

迄今为止,H&M已将其范围1和2的排放量减少8%,范围3的排放量减少7%。该公司也将每年约30亿瑞典克朗(约合2.877亿美元)的预算用于淘汰煤炭,并在其供应链中增加可持续材料的使用。

H&M集团绿色投资负责人莱芬斯(Ulrika Leverenz)强调,在致力于应对负面气候影响的同时,H&M也认为有效的气候行动需要合作式的融资。她呼吁更多品牌和金融机构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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