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化石燃料转型的加速，各国领导人对清洁能源目标的雄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看到一直以来推崇自由贸易的西方政府急于对清洁能源技术征收保护性关税，不免让许多人，尤其是中国人感到惊讶。
为了保护本土产业，美国和欧洲最近都新出台了针对进口电动汽车和太阳能设备的关税，尤其是中国制造的产品。目前，中国在太阳能设备、电池、电动汽车以及一些风力发电设备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在推动供应链回流或者供应链多元化方面，关税曾成功地发挥了作用，但它似乎的确会增加清洁能源转型的成本。
人们通常会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样简单的论点，来证明关税和相关政策的合理性，认为西方公司拥有技术，只是竞争不过补贴和廉价劳动力。这种说法忽视了中国产业政策中的一些关键点，正是这些，促使中国占据当今清洁能源行业主导地位。
最近，我撰写的《中国的清洁能源创新》报告中提到，中国主导地位是许多不同政策合力的结果，其中补贴和国家规划是重要但非必要的决定因素。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中国的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都把掌握清洁能源技术并本地化放在重要位置。中国的工具箱里，既有显性的产业政策，也包括隐形方面，中国崛起成为清洁能源行业的主导者，绝不能用自由贸易之下的“比较优势”来简单地加以解释。
补贴：规模化、本土化
补贴一直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工具之一。多数情况下，其实这些工具都借鉴的都是西方已有的模式。例如，中国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场的上网电价高于燃煤电厂，是借鉴了十年前德国采用的模式。在采用上网电价之前，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的得到了一些补贴补贴。上网电价和清洁发展机制的补贴对于这两个领域制造业的扩大至关重要。然而，一旦没有必要了，中国就取消了对国内新项目的补贴。
通常，补贴与技术本地化直接相关。对于清洁发展机制支持的风电项目，中国制定了国产化比率要求，确保外国公司不会轻易赚取所有收入和经济利益。上网电价方面，外国项目开发商或设备供应商项目不会获得批准，地方政府甚至可能通过引导，让当地的关联企业（如国有企业）获得项目审批。
在之前，电池和电动汽车领域补贴的导向性更强。最初，电动汽车补贴都与本地生产的电池挂钩。随后，政府完善了激励措施，要求当地企业掌握电动汽车所涉及的所有三项核心技术：电池、电机和控制系统。政府还建立了符合补贴条件的企业“白名单”，到不久前被废除前也没有外国公司进入该名单。
产业政策：制造业集群
然而，除补贴外，中央政府还依靠制定产业政策来鼓励清洁能源创业和创新，他们常与那些渴望扩大该领域投资，追求该领域强势前景地方政府合作。据此，中央和地方围绕太阳能和电池产业形成了地区制造业集群，这些集群的出现绝非偶然。
以往，中国各地的发展政策有时会相互模仿，造成重复和浪费，甚至出现省级保护主义。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中国对电动汽车试点地区制定了相关要求，对依据现有的制造业基础、电动汽车发展激励政策，以及充电基础设施等因素选定的区域实施限定性的激励政策。
推动制造业集群发展也成了地方政府的重点工作。例如，广东的政府官员不仅鼓励太阳能制造商建立生产基地，还提出将供应商迁入附近的工业园区，有时甚至强制要求园区现有租户迁出。上海政府说服中央放宽合资企业要求，以便让特斯拉超级工厂落户该市，随后还鼓励中国电动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在附近建厂，并争取成为特斯拉供应商。一旦本地供应商的质量达到参与国际竞争的水平，那么国内整个电动汽车行业都将随之受益。一位高级官员称之为“鲶鱼效应”：把一条鲶鱼扔进池塘，所有的小鱼都必须游得更快，这一说法颇为令人难忘。
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从小鱼到鲶鱼
然而，决定供应链集中度的并非只有政策，还有市场。2010年代初，中国虽然在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制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制造这些产品所需的工具复杂而昂贵，直到2015年左右，中国在这方面还落后于人。
然而，激烈的竞争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推动了变革。本地设备供应商或许在质量上无法与国际供应商匹敌，甚至有时有质量问题，但共同的语言和地理位置优势有助于快速解决问题，最终帮助本地供应商提高了水平。如今，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全球此类工具最主要的供应商。
这表明了中国目前在清洁能源领域拥有的一个关键优势，同时也是西方国家几乎从未公开承认的一大优势：创新。中国在许多最容易量化的创新指标，如专利、有影响力的科学出版物以及研发支出等方面已经迎头赶上。但更重要的是，制造业集群有助于加速以太阳能电池、蓄电池和风力涡轮机部件为代表的制造密集型产品（manufacturing-intensive goods）的创新。虽然从表面上看，硅太阳能电池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变化，但其效率提高了，制造成本也打破了人们可以想象的所有底线。电池或永磁铁的情况也类似。没错，规模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从实践中学习，以及设备供应商之间的学习网络。
个别公司和领先的企业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比亚迪就是一个例证。该公司成立于21世纪初，开始是一家为摩托罗拉、诺基亚等手机行业巨头生产芯片和零件的小型企业。但比亚迪发现，除非掌握每一个制造环节，否则就无法在质量和性能上达到预期。因此，比亚迪作出了在自身领域内垂直整合的关键决策。据报道，现在比亚迪90%的零部件来自自己的公司，其垂直整合战略已经促使深圳依托自身在电子和电气设备方面的现有专业知识，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制造业集群。
中国公司在向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也把这些经验带到了国外。电池制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最近宣布计划筹集15亿美元成立一个基金，用于投资欧洲的本地零部件和供应商。宁德时代已经在欧洲生产电池，但当地供应商要么无法满足其需求，要么无法迅速响应要求，因此生产和质量落后于其在中国的工厂。对于欧洲电池行业而言，宁德时代实际上就是那条“鲶鱼”。
重新思考制造业集群：西方国家真能做到吗？
正如不应该单纯关注中国的清洁能源补贴或技术转移一样，在考虑西方政策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只关注关税。西方也在推行其他产业政策，而且这些政策通常与中国过去对价值链的关键环节进行本地化或掌控的要求非常相似。
然而，西方似乎的确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明确在政策上不太强调制造业集群。典型的西方企业战略只注重掌握核心竞争力的几个方面，然后把制造业分散到劳动力、税收和物流成本低的地方，包括可能在摩洛哥生产电池，或者在东南亚生产太阳能设备（通常中国企业也会把生产转移到那里）。倘若西方公司在自己国家的行动不够快，或者当地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太高，他们就为自己永远无法与“中国价格”或“中国速度”竞争。
然而，与此同时，生产的分散化阻碍了快速演进的制造业集群的发展。集群拥有集中的资本、充足的熟练工以及供应商之间紧密的隐性学习（tacit learning）网络。对于政策模式同时基于补贴和关税西方国家而言，这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如果制造密集型行业因为生产分散而在创新和速度上落后于人，该产业就永远无法离开保护和补贴，对能源转型成本高企的警告可能会成真。
中国能够成为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军者，并不只是靠自由贸易一个条件，政策才是关键。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对气候至关重要，通过大幅降低风能、太阳能、蓄电池和电动汽车的成本，可以让碳中和变得指日可待。
然而，展望未来，太阳能和电动汽车行业规模庞大，要在全球范围内铺陈开来，可能需要在每个主要地区进行一定程度的本地化。如果更多地区能够进入技术前沿，成本将下降得更快，能源转型的速度也会更快。然而，要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仅仅是保护主义或补贴。一致的政策以及对产业集群（而非分散）的重视，可能是为多个国家在这些技术领域开展竞争创造条件所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