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随着深圳的红树林恢复生机，观鸟爱好者也如期而至，来观赏濒危的黑脸琵鹭。它也被称为“鸟中大熊猫”，每年10月至次年4月来深圳湾越冬，为向北迁徙作准备。
黑脸琵鹭所停留之处，就是中国南边的深圳湾，它属于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一直延伸至香港，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候鸟的重要停留点，这意味着当地行红树林每年为200多种、10万只候鸟提供栖息场所。
深圳值得关注的原因，不仅它充满“未来感”的天际线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还因为它以生态行动。在城市化开发重创红树林之后，深圳及时调整政策，交出了优秀的红树林修复成绩单。这样的修复也在2022年获得认可，当地一片湿地根据《拉姆萨尔公约》被指定为具有国际重要性的湿地，并于2023年获批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圳所采用的保护方法，涉及强有力的政策执行和社区参与，不仅展示了城市地区如何成功整合重要生态栖息地，还扭转脆弱三角洲地区的生态衰退。
历史追溯
自 1979 年起的短短几十年，深圳从一个老式渔村转变成如今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它也成了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缩影。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率先进行经济改革，但也付出过巨大的环境代价。红树林栖息地在为商业和住宅开发而进行的大规模填海造陆行动中大幅减少，在1991年降至历史最低点的50公顷。
本来，引进无瓣海桑等外来树种是为了快速解决红树林修复和沿海稳定问题，但单一栽培模式下，该树种过度生长，反而破坏了本地的生物多样性，同时，阻塞泄洪渠道，增加内涝，导致洪水管理工作更加复杂化。
修复政策
深圳260公里长的海岸线有红树林加固，是抵御气候相关灾害的第一道防线。然而，环境压力因素破坏了海岸线的结构完整性，削弱了红树林的保护作用。
认识到这一脆弱性，深圳市政府在2020年左右改变了方向，采取选择性减少树木等战略方法。深圳大学副教授周海超是保护小组的成员，该小组提出了一套基于自然的修复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系统清除生长迅速的入侵潜力较大物种，目前已被当地政府采纳。
根据该市2023年的环境报告，2022年深圳通过选择性砍伐快速生长的无瓣海桑，新建红树林12.72公顷，修复13.08公顷。此举虽然导致红树林的整体覆盖率短暂下降，但促进了本地物种的再生，让它们能够重新在湿地中形成群落。
“深圳采取审慎的间伐、选择性砍伐以及保持适宜的水文条件等措施，类似的谨慎管理措施让本地物种可以自然恢复，增强红树林的多样性，”周海超告诉对话地球。
深圳成功修复红树林的核心来自于综合战略管理，将独特的治理模式与严格的监管措施相结合。2018年以来，深圳颁发禁令，禁止在沿海，尤其是在红树林周围开展新的填海造地活动，为红树林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0年至2022年间，深圳湾的红树林覆盖面积从281.51公顷显著扩大至526.43公顷，逆全球红树林流失的大流而上。而后，红树林保护更往质量提升上走。2021年，《国家湿地保护法》进一步加强了红树林保护工作，这个强有力的法律框架禁止未经许可的填海造地，并设置“生态红线”，促进红树林修复和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法律要求严惩违法行为，并强调湿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福田区已经证明红树林可以有效处理城市污水，展示了将自然生态系统融入城市基础设施带来的多重益处。现如今，深圳拥有近3.5万公顷的湿地，其中296.18公顷保留给红树林。最大的一片红树林位于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占地约100公顷，构成了一条重要的生态走廊，连接分散在城市空间内的红树林区域，促进鸟类迁徙，提高它们的存活率，同时作为抵御城市侵蚀的天然屏障。
多方合作
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侧的福田红树林生态园代表了公共资源管理的一种开创性模式，凸显了多方利益相关机构合作的有效性。2015年开园以来，福田红树林生态园一直由红树林基金会运营管理，是中国首个由政府授权民间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公园。
合作中，政府对生态公园进行监督，确保其遵守环境政策和标准，并在资金、资源和技术方面提供支持。该合作伙模式将政府监管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灵活性结合，实现对公共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运营管理方是红树林基金会，成立于2012年，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国首个以企业家为主体，以保护生态为目标的社会团体）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以及32位企业家和提倡发起，其治理模式是由选举人大会选举产生理事及公推理事、监事等，确保了公开透明的管理和更广泛的社区参与。
不久前，红树林基金会秘书长闫保华向对话地球介绍了基金会在联通深圳和香港保护工作方面发挥的作用。受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的启发，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重新利用传统基围鱼塘，改造成适宜鸟类的高潮位栖息地，让更多鸟类到访这里。根据IUCN报告，从2015年到2019年，该保护区增加了28种水鸟，个体数量增长达13737只。
“因为保护区内的鱼塘已不再进行水产养殖，现在需要从‘鸟类的角度’对鱼塘进行调整和适应。”闫保华告诉对话地球，“深圳湾的湿地空间有限，已开发的区域不太可能被重新改造成湿地，我们的行动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湿地资源的生态功能。”
保育方法的成功，得益于创新性的社会参与模式。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副理事孙莉莉在多年前的演讲中就表示，希望借鉴香港经验，探索“社会化参与公共资源保护管理的样板”。如今，红树林基金会将其总结为“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的自然保育模式。
孙莉莉的说法得到了当地志愿者、自然教育者欧阳玉莹的肯定。她告诉对话地球，观鸟活动的增加提高了人们对红树林湿地的认识。例如，2020年当地游轮疏浚项目威胁到红树林和候鸟，因此饱受争议，遭到公众反对，这说明公众意识和自然教育在保护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观鸟和自然教育，公众对邮轮观光的态度可能会大不相同。”欧阳玉莹说，“他们也不会理解保护一片泥泞的滩涂有什么意义。”
修复工作成果评估
衡量深圳红树林修复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志，是深圳湾黑脸琵鹭种群的恢复。这一物种一度极度濒危，现在得益于栖息地条件的改善数量也大有回升。1980年代，全球黑脸琵鹭的数量下降到不足300只。2023年的一项普查报告称，全球黑脸琵鹭数量达创纪录的6633只，仅深圳湾就有299只，这也让深圳湾成为全球黑脸琵鹭的第三大栖息地。
“事实证明，在该物种迁徙范围内开展的协调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红树林专家昝启杰解释说。
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旨在应对人类干扰、栖息地碎片化、退化以及入侵物种等南方湿地面临的严峻挑战。该计划期望在到2030年保护候鸟迁飞通道沿途90%的栖息地，建立一个全面的国家保护网络。
为鸟类保护投入人力的积极结果是公众对保护态度的转变，进而影响了政府在栖息地保护方面的政策。观鸟活动的增加并非深圳独有；过去十年间，中国各地的观鸟者数量增加了十倍以上。2023年的普查显示，观鸟者数量从2010年的2万人增加到了34万人。
总部位于北京的自然之友野鸟会负责人陆莉也确认了观念趋势正在增强，“随着观鸟越来越受欢迎，人们对鸟类保育和栖息地保护的态度有所改善。” 她说。在云南、江苏以及北京等地，观鸟爱好者在制定政策宣传和规划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告诉对话地球：“目前，政府开展某些项目时正越来越多地考虑保护鸟类的栖息地。”归根结底，对鸟类有益的东西也能让人类受益。
除了对野生动物有益，红树林还提供海岸保护、碳固存以及水净化等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和抵御自然灾害。根据一份政府报告，深圳湾每100公顷红树林每年吸收近4000吨二氧化碳。雨水和污水流改道改善了水质，增加了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并且强化了生态系统抵御极端天气事件的能力。
“深圳的综合环境管理方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总部位于北京的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管马军说。深圳是中国污染率最低的地区之一。“深圳在我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美丽城市指数中表现出色，这座城市也成了其他城市效仿的榜样。”马军还说。
未来挑战
尽管深圳取得了成功，那里的红树林和鸟类种群仍面临多重威胁。随着城市扩张，自然栖息地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剧。类似海绵城市这样的创新解决方案已经成为一种选择，海绵城市旨在通过透水路面、绿色屋顶、雨水花园和人工湿地等绿色基础设施解决城市地区的雨水径流问题。这些措施有助于防止洪水泛滥，减少可能损害湿地、红树林等水道的污染物。保尔森基金会（Paulson Institute）的湿地专家石建斌指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废水可能是对湿地最大的威胁”，鸟类也面临撞上摩天大楼的风险。
备受期待的《深圳湿地保护规划（2021-2035）》目前尚在起草中，该规划旨在强化湿地保护，把深圳建设成国际湿地城市。规划的最终版本预计将在2024年7月后向民众公布，届时将有助于促进问责制度，同时协助战略规划。加快推进深圳与拉姆萨尔公约组织合作的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地该市也将有所帮助。
应对这些挑战会让深圳在致力于红树林保护的同时，更好地驾驭复杂的城市发展。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公众参与和教育计划将有助于维持保护工作，让环境保护成为一种共同的责任。福田红树林生态园提供了一个模板，可以提高透明度、社会参与和可扩展性，以便在国内外更广泛的推行应用。
马军强调了持续投入的重要性：“深圳的环境战略是可持续城市发展的蓝图，在公共教育和技术整合方面的持续努力对于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
